鲁迅说：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因为超前而被社会不容，她愈勇敢也就愈不幸。

在短短31岁的生命里，她面临极其动荡艰苦的环境，但始终忠于自己，追求自己的理想，就像一只大鹏金翅鸟，虽然伤痕累累，虽然承受着沉重的桎梏，也要飞向自己所想之地。

在水深火热的年代，女性作为弱者中的弱者，她更深沉地看到了历史的滞重和人性的愚暗。

个人命运的坎坷多舛，让她的思悟更加清醒、透彻还有悲悯。

她不选择任何派别，只遵从自己的内心，任心底的真诚温情流淌，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而因此，她的作品打动人心，超越了时代，历久弥新。

中国的女性主义道路并不算长，萧红的命运具有典型意义。

她的人生是历史现实中女性群体的觉醒和抗争的凝缩，她感到的孤独是整个女性群体的孤独。

她振翅飞起，然后掉下来，才有人抬头望见，整个社会曾经并没有一片可供女性飞翔的天空。

01叛逆少女张乃莹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呼兰县城内张家大院。

张家的老家是大地主，父亲张廷举曾任小学校长、教育局局长等，母亲姜玉兰生育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荣华、富贵、连贵、连富，其中两个儿子富贵、连富先后夭折。

萧红2岁时大弟富贵出生，男孩成为全家的重心。

被父母冷落的小女孩还好有祖父的疼爱，祖父和后花园几乎是萧红童年自由无虑的全部记忆
。

美好的童年经验后来定格在里：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

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都是自由的。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

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萧红
8岁的时候母亲去世
。

父亲迫切需要一个主持家政的女人，在母亲百日忌辰刚过，便续娶了梁亚兰。

自此萧红
有了个继母
。

9岁的张乃莹进入龙王庙小学读初小，14岁时转入呼兰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

1925年5月30日，
五卅惨案
激起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热潮，
小学校里发起游行、讲演、募捐等活动，乃莹
和同学们
积极参加
。

1926年夏天，15岁的少女结束了小学生活。

毕业后，她和同学们面临着一次人生抉择。

家境不好的女同学考取了省城的女子师范学校；家境稍好的就在本县上中学；家境富裕的大多去哈尔滨上中学。

张氏家族门楣光鲜，子弟大多在哈尔滨接受良好的新式教育，甚至去北京上学。

然而，
父亲张廷举对女儿的预期
，是通过严厉的家教
培养她成为一个恬静文雅、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

乃莹之前参加抗议游行、募捐等，让她的父亲担心女儿被男女平权的社会思潮带入“歧途”。

张廷举不同意女儿去哈尔滨继续求学，乃莹激烈反抗，后来想出了个办法，说如果不同意她读中学，她就去教堂当洋姑子。

这样，父亲才同意送乃莹去哈尔滨上学。

1927年秋天，16岁的乃莹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校”就读。

开始了她的中学时代。

介绍一点关于当时“女学生”的背景情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女性被认为是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之一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举国重视。

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不缠足”“兴女学”运动
，让裹小脚的女子放足、进入女学堂读书。

有资料可查的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出现在1898年
。

随着1907年晚清政府26条和39条的颁布，女学堂在中国合法化。

据统计，到1919年中国的初等小学里女学生人，高小女生。

如果说
“不缠足”“兴女学”运动的重点还是为了“强国保种”
，看重的是女性的生育和抚育功能：双足的解放为妇女们生育出健康、强壮的后代提供身体保证、进女校读书使她们自食其力，以免成为男人的负担，也为将来的国民成长提供知书达理的母亲。

那么，之后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培养的是女性
要具备现代主体意识，”
堂堂正正做一个人”，女人被教育如何成为国民
，为国家分担责任。

中国的女性解放道路很大程度是从女学生文化开端的
。

中国现代女学生
标志着中国女性从
有生殖能力的
”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

但是这些女学生除了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主张具有现实性之外，其他一切还都停留在社会理想层面上。

而
恋爱自由其实算不上女性解放和独立，因为这是男女两个人、两性的事。

对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而言，当时的
学校仅仅是一个狭小的温室，温室以外的世界仍旧充斥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

当女学生们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地
踏出温室校园，她们马上会面临如何在现实社会条件下求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

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曾经她们在学校里得到鼓舞、培养出来的独立性，现在则成了她们悲剧感受乃至悲剧命运的根源，她们面对家国同构的男权社会无能为力。

在中学的新式教育下，正处青春期的乃莹和女同学们渐渐苏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们不再甘做传统意义的贤妻良母。

乃莹读了鲁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等新文学作品，不时写点散文、诗歌在校刊或黑板报上发表；还学习了绘画，憧憬着日后能够成为一名画家。

中学期间留短发、穿男式西装的乃莹回到呼兰，引起街上的人议论纷纷。

但是她毫不在意，还故意拉上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遇到家人劝阻，干脆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不要你们管!”
乃莹上初二的时候，家人给她定下一门亲事
，女孩并未表示任何异议。

一来她当时的交际面比较狭窄，二来她也比较满意定亲对像汪恩甲，除了对方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有比较体面的职业外，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

1929年6月7日，
乃莹18岁，80岁的祖父病故了。

祖父的死，让乃莹内心陷入巨大的悲恸，而没有了慈爱的祖父，家里似乎是冰冷的。

当她慢慢从伤痛中恢复过来时，发现汪恩甲竟然有抽大烟的恶习，这让乃莹难以接受，对他的厌恶日益增长。

在学校的两次学生运动中，乃莹有机会接触到哈尔滨一些高校的优秀男生，乃莹的干练也给一些男生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心生爱慕。

陆哲舜正是这样一个人，两人在交往中互生好感。

陆哲舜和乃莹是出了五服的亲戚关系，家境优越。

对乃莹心生爱慕时他早已家有妻室，但他丝毫不顾及这些，一心鼓励乃莹与自己一起去北平读书。

为了坚定乃莹反抗包办婚姻的决心，陆哲舜主动从法政大学退学，于1930年4月到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为她来北平做准备。

北平对于当时“新青年”和“渴望继续学业”的乃莹来说，是最神往的地方
。

1930年上半年，19岁的乃莹向父母表达了毕业后到北平继续读高中，并与汪家解除婚约的想法。

父母震怒，严加斥责。

倔强的乃莹坚持对抗，家里的矛盾迅速激化。

初中毕业之际，汪家正式提出结婚要求，乃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个决定，除了她逆反和抗争性格以外，还有一种外来的重要力量，那便是来自娜拉的激励。

在当时新文化思潮中，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毫无疑问成为中国一代新女性的榜样。

要好的姐妹们都鼓励乃莹做现实中的娜拉，跟随表哥出走北平逃婚。

在这群少不更事的女学生眼里，这是最富时代色彩的浪漫选择，她们甚至认为“可以写稿子”解决在北平的生计。

乃莹最终选择了娜拉式的出走。

她的出走很有策略性，假意同意和汪恩甲结婚，从家里骗出一大笔钱，而后拉上同学到中央大街一家服装店做了一件绿色皮衣，旋即伺机偷偷离开哈尔滨。

到北平后，乃莹就读于女师大附中，和陆哲舜住在一个小院内。

两人的想法有明显差异，乃莹来北平主要目的是读书，她并不爱陆哲舜；而陆哲舜却认为她追随自己来北平，是对其爱慕的回应。

陆哲舜向家里提出要与妻子离婚。

面对对自己有想法的陆哲舜，乃莹写了封“控诉”信交给了来访的陆的高中同学李洁吾。

李洁吾读完信当场将陆哲舜大骂一顿，令其羞愧万分。

显然，乃莹这样做，是明示自己的态度，杜绝对方再生非分之想。

乃莹娜拉式的出走成为呼兰县城街头巷尾最热门的谈资。

张廷举苦心经营的“清白门风”顷刻荡然无存，
女儿的行为让他颜面扫地
。

而后，张廷举的职务被解除。

订婚对象
汪家自然也是脸面全无，
一心想解除婚约。

张家对怂恿女儿出走的陆哲舜自然不会放过，不断给其家人施压。

乃莹和陆哲舜两人在北平的日子一天天捉襟见肘。

临近寒假，陆家发来最后通牒：如果两人寒假回东北就寄来路费，不然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寄。

最终，陆哲舜向家里妥协，乃莹也无可奈何。

汪恩甲对乃莹仍抱有好感，他曾经到北平看到乃莹和陆哲舜并非同居，得知乃莹即将回东北，连忙赶到北平将其接回，汪恩甲将乃莹安顿在哈尔滨道外区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

那个
出走的娜拉还是回来了
。

乃莹心里的求学梦并没有熄灭，她明白要去北平上学，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支持自己的男人
。

乃莹答应汪恩甲会嫁给他，但必须一起到北平继续读书。

急于想同居的汪恩甲假意认同了她的想法
。

带着美好憧憬，乃莹在旅馆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年关岁月。

1931年2月下旬，汪恩甲的哥哥听说弟弟将乃莹从北平接回并在旅馆同居，大骂其辱没家门。

乃莹或许没有意识到与汪恩甲的婚事，已经不是自己是否愿嫁，而是汪家是否愿娶的问题了。

当时离家出走、被公众唾弃的恶名足以消解一个女孩的身价。

为了让弟弟回家，汪家断绝经济供给，等汪恩甲在一次回家取钱的时候，乘机扣住。

一直不见汪恩甲回来，乃莹赶到汪家，却被骂了出来。

气愤不已的乃莹，第二天找来律师拟好诉状，控告汪兄代弟休妻。

庭审中，眼看汪家即将败诉，汪恩甲怕哥哥受法律处分，为了保全其名声，最终当庭违心承认休妻是自己的意思。

法庭当众解除了他与乃莹的婚约。

庭审结局令在座的张廷举及张氏族人无话可说，黯然离席，不愿多看乃莹一眼。

乃莹一个人回到北平
，也许是为了弥补和挽回，
汪恩甲又找来，乃莹像在哈尔滨一样，力图说服他留在北平念书
。

两人在北平待了将近一个月
，过着清贫的日子。

汪显然没有真正留下读书的打算，只想将乃莹带回哈尔滨同住，慢慢说服家人同意他们结婚
。

3月下旬，汪失去耐心，
两人最终闹翻
。

乃莹鄙薄汪的为人，意识到依靠这样的男人实现自己的求学梦全然没有可能
。

书念不下去了，乃莹离开北平，回了老家。

这个时候乃莹20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女的天真和任性。

在女学生乃莹的心里，冲破封建枷锁的“逃婚”“求学”是追求自由的勇敢，面对严酷的社会，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这也许是她意识到自己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在于是个女人的
起点
。

如果她是男子，父亲绝不会禁止她去北平读书；有了家人的经济支持，她也无需靠其他人，也就没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悲惨遭遇。

回家后，乃莹受到家族的监视和管教
。

在大宅高墙下，乃莹与外界完全隔绝，
过了7个月的软禁生活
。

禁闭的日子对少女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逃离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倔强的她宁愿在外流浪也不愿待在这样的家里。

关于乃莹到底如何
逃离家族
的，有多种说法。

家族内部的说法是：在家族内威信颇高的乃莹的大伯父，脾气暴躁且患有轻度的精神病，面对乃莹种种“忤逆”之举，经常扬言要将其弄死。

为了逃避大伯父的毒打，乃莹只好躲在七婶的房里。

这样，七婶和姑姑担心她真的遭遇不测，在10月3日夜里，将她藏在一户长工家的柴火堆里，尔后又藏在送菜的车里送了出去。

由此，
20岁的少女乃莹彻底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独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父亲张廷举对女儿彻底失望，宣布将乃莹从族谱里除名
。

1931年10月深秋的哈尔滨，身穿蓝士林布大衫，
一无所有的乃莹在街头流浪
。

东北漫长而严酷的冬天如期而至，扫街者每天清晨都会发现冻毙街头的乞丐。

乃莹就像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风雪之夜冒着被冻死的危险寻找住处
。

11月的一个夜里，她找到一处熟人家，用力敲打院门，得不到任何回应，落寞而沮丧地离开，茫然向下一个熟人家里赶去。

等到她耗尽所有力气走到下一个熟人家里，才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家的意义，在这个冬夜，对于四处寻找落脚之地的少女乃莹来说，被放大到了极致
。

这是太过严酷的人生经验。

乃莹所面对的早已不是双亲对幼女的冷漠，而是
社会对一个不甘就范的女性的惩罚
。

深夜她绝望地回到街市，在一个卖浆汁的小摊边坐下，搜集身上所有铜板想喝一碗滚烫的浆汁暖暖身子。

幸运的是，乃莹最终被来买浆汁的一位年老暗娼收留。

第二天的早晨醒来，她褪下一件单衫交给老妇，算是一晚住宿的代价。

她急急离开那里，在狭窄、阴暗的空间里与她们待在一起，感到“好像和老鼠住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势迅速恶化
。

乃莹本能意识到，在如此混乱的时局下
流浪将是自寻死路
，而
要活下去，她必须做出选择：回家或者再次投靠汪恩甲
。

此时她对家族的仇恨与厌恶，更甚于讨厌汪恩甲的庸俗，随即
她选择了后者
——那个多次破灭其梦想，令她鄙夷但或许仍然爱她的男人。

当时对她而言，活着大于一切，精神的苦闷已是一种奢侈。

11月中旬，两人再次住进哈尔滨东兴顺旅馆。

乃莹结束了流浪街头的日子。

求学的梦想依旧在乃莹的心里燃烧。

次年春天，
乃莹找到在读中学的堂妹张秀珉
。

堂妹看到二姐衣着破旧，蓬头垢面，样子令人痛心，拿出衣物、被褥，让乃莹住下，又征得学校同意，让二姐在高中一年级插班。

但是
过了十多天
，乃莹
不辞而别。

原因是乃莹发现自己怀孕了
，汪恩甲又找了过来，就只好再次随他回东兴顺。

1932年春，乃莹曾回过呼兰，她去了继母梁家，当时可能想要家庭出面让她和汪恩甲正式完婚，在亲戚中斡旋亦未可知。

这次怀孕，将刚有可能重回正轨的乃莹，再一次拉入泥沼
。

不由令人感叹男女天生的不对等和女性的劣势：即使青年男女一同私奔，那男子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头，而女子则将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失去名节的社死”和“怀孕生育的天职”，从此陷入泥沼、难以摆脱，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1932年5月，
身怀六甲的乃莹已是身形笨重
，
二人欠下旅馆食宿费400元
，老板开始催逼债务。

一天，汪恩甲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杳无，人间蒸发。

在当时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局势混乱，市民失踪被杀的事件屡有发生。

萧红在一些自述文章中谈人说事真率、坦荡，可信度极高。

但对于汪恩甲，在其著作、信件中却找不到只言片语，哪怕影射的话亦不可见。

爱憎分明如萧红，如果汪恩甲真是始乱终弃，不太可能在文字里没有丝毫的情绪流露。

汪是个怎么样的人，只有乃莹自己知道。

乃莹肚子越来越大，在东兴顺旅馆眼巴巴等汪回来，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音信杳无，她渐渐断了男人会回来的念头。

旅馆老板将乃莹作为人质
，让她搬到二楼走道尽头一间发霉的储藏室。

老板准备再等一段时间，
如果汪仍不回来，就把乃莹卖到“圈儿楼”还债。

失去人身自由、重孕在身的张乃莹再次陷于难以想象的可怕困境。

02三郎英雄救美和女作家“萧红”
1932年7月，21岁大着肚子的乃莹在储藏室里度日如年，无依无靠的她向手边的报纸——写信求助，陈述自己将被卖掉的困境。

三郎，当时为写文章和处理外来稿件。

萧军原名刘鸿霖，又名刘蔚天，1907年7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曾在东北讲武堂学过军事，因抱打不平打了教官，被开除，后在东北军中任下级军官。

九一八事变后，气愤于东北军不抵抗而离开部队。

哈尔滨沦陷后，经济陷于困境，将妻子许氏和两个女儿遣回老家。

自己准备伺机参加游击队抗日。

三郎的稿酬所得只能勉强温饱，他初听闻莹求助的事情后反应比较冷淡，除了自己无力资助以外，还因为他曾在哈尔滨当过宪兵见习生，白天在街头纠察军事纪律，晚上到戏院、妓馆维持秩序，见过太多遭遇不幸的青年女子。

在他看来，乃莹的遭遇不过是十分平常的女性落难罢了。

1932年7月12日，裴馨园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三郎带着信和几本书去探望乃莹。

那天的黄昏，乃莹捧读裴馨园的来信，双手不停颤抖，她多么孤独，害怕这个人交了信马上离开。

她起身拦住准备离开的三郎说：“你就是三郎先生，我刚读过你的文章”，边说边拿起一张旧报纸，上面有正在连载的小说。

“这里边有几句对我脾胃的话，我们谈一谈……好吗？”男人稍有迟疑，但还是坐了下来。

三郎发现凌乱堆放在床上的一张诗稿，半幅铅笔素描画，还有仿照魏碑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大字。

得知这诗画字都出自女人之手，前一刻的陌生感顿时烟消云散。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看到这首题为的小诗，令他感到对方应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暗自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她。

随着聊天的深入，
乃莹询问对方对于“爱”所抱持的哲学
。

男人粗豪而坦率地说：“
谈什么哲学，
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这
极其男性中心的观念
和太过大男子主义的表达，让女人多少有点不适，紧接着问“如果丢不开呢？”“丢不开……便任它丢不开！”乃莹觉得他最后的回答“太中和”了，不过两人随即大笑起来，或许她以为这只是一个男人充满豪气的玩笑话而已。

”
“那你为什么还有留恋这个世界？拿你现在，自杀的条件这般充足……”男人以反问回答了她。

乃莹知道自己实在有太多结束生命的理由，但更清楚
内心那份不甘支撑着只有21岁的自己要活下去
。

回答道：“我吗？因为这世界上，还有一点使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仅仅是这一点，它还系恋着我。

”
对二萧而言，1932年7月12日，确实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如此华美、精彩的时刻在人们冗长的一生中，有如暗夜里流星划过，无法再现。

两人谈了很久
，
三郎多次起身要走，又多次坐下
，并多次想要拥抱面前这个令他生出无限爱怜的女人。

临走前，三郎问她每天吃点什么。

女人将桌上两只合扣着的粗瓷碗揭开，里面还剩有半碗红得像血、硬如沙粒的高粱米饭。

男人佯装在口袋里寻找什么，掩饰内心的酸楚。

他将口袋里仅有的预备搭车回去的五毛钱放在桌上，压抑着酸楚对她说：“留着买点什么吃吧！”
出门前，两人的手握在一起，随即有了深长的拥吻——二萧的爱恋拉开序幕。

7月13日，三郎再次来到，不可遏制的爱的潮水迅速将两人彻底淹没。

三郎坦率地告诉乃莹，他曾经爱过别人，且那姑娘仍在心中占有重要地位，眼下似乎还对楼下的“一位很美好的姑娘”保有朦胧而热烈的情愫。

他似乎在告诉乃莹，对她的爱恋其实并不纯粹。

而对乃莹来说，三郎是她在困厄中真正爱上的男人，事实上也是她真爱一生的男人。

她在近乎囚居的发霉小屋里，痴情续写着一首首，表达炙热的初恋情愫。

三郎来看望的次数越来越少，乃莹多了一重新的焦虑，害怕所爱的人移情别恋，害怕三郎就此对她“不爱便丢开”。

巨额欠款令三郎及其周围朋友对困厄中的乃莹爱莫能助，
1932年的大洪水最终帮助了这个太过不幸的女人
。

整个哈尔滨被洪水淹了，街道上划行着许多搜救难民的船只，
可怜的乃莹终于被搜救船从二楼窗户接走。

她按照三郎留下的地址找到了裴馨园家里，后来三郎回来了，两人终于可以自由地依偎在一起。

乃莹和三郎两人寄居在裴馨园家里，时间长了，不免遭人白眼。

乃莹敏感自尊，为了减少打扰人家生活，她往往一大早出门去中央大街游荡，傍晚时等下班的三郎接她回去。

1932年8月底，乃莹早产一个月，生下一个女婴，在医院把孩子送了人
。

产后乃莹浑身不适，头痛欲裂，因为缴不起住院费，医生不再过问，经三郎几次恳求没有理睬。

最终三郎指着他们大声说：“如果今天你医不好我的人，她要是从此死去，我会杀了你，杀了你的全家，杀了你们院长，你们院长的全家……我现在就等着你给医！”说罢，回到妇产室等着。

不久，便有医生来给乃莹打针吃药，一些症状渐渐消失。

院方看住院费是收不到了，明示三郎早点把人接走。

9月下旬，三郎将乃莹接回。

别的产妇都有汽车或者马车来接，乃莹出院的时候，既没有车子也没有孩子，只有那一双刚强的身影，拖在长长的街道上。

三郎在报馆的薪酬是每月5元，乃莹身体虚弱，三郎不得不为每天的房租和食物奔忙，四处向朋友告借，出门就是一整天。

男人外出后，乃莹只好躺在床上打发漫长而饥饿的白天，等三郎带些钱回来买吃的。

饥饿成了她在旅馆最为深刻的记忆，还有的便是觉得自己像个废人般的虚无感
。

1932年秋天，
三郎偶然认识了金剑啸
，金为了救济水灾难民，发起举办“维纳斯助赈画展”。

乃莹送去两幅粉笔静物画。

参加这次画展对乃莹的意义巨大，从此，她结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一步一步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不仅开阔了视野，创造力也被点燃。

画展结束后，金成立了“维纳斯画会”，经常在知名画家冯咏秋家里开办沙龙。

“牵牛坊”带给乃莹的不仅是温暖与友情，也是她短促一生中少有几个给她带来快乐的地方。

命运的转机终于到来
。

1932年9月，在三郎和朋友们的鼓励下，
乃莹完成了短篇小说，署名“悄吟”
，发表在新年增刊上。

这是萧红“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

顺利发表后，乃莹重获自信，紧接着将自己从怀孕被弃到产后出院这段噩梦般的经历，写成万余字的纪实散文。

1933年8月6日，创办由中共直接控制的文艺周刊，几乎每期都可以看到乃莹的文章。

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诗歌等等。

三郎、乃莹发表文章的机会多起来，他们开始努力专心写作，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

更重要的是两人经过漫长、艰巨的磨难，终于找到了人生为之努力的方向。

他们想要
自费出书，取名
的书是两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合集，收入乃莹等五篇小说和一首小诗，三郎收入的六篇作品介于小说和纪实散文之间，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情感体验，如等。

乃莹的事业刚刚起步，随之而来的却是情感上的烦恼，还不止一次
。

三郎先是向房东家的三小姐王丽发起了一次没有结果的追求，后来又认识了上海姑娘陈涓，产生了一段朦胧的爱恋情愫。

对于这些，乃莹无力阻止。

因为没有通过伪满当局审查，是“非法”出版物，被禁止发行。

1934年初，三郎、乃莹去了青岛。

经舒群介绍，三郎化名“刘均”在报社谋得一份工作，两人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观。

期间，作家张梅林和他们住在一起。

三人平素一起到菜场买菜，回来后让乃莹做俄式大菜汤。

晚年张梅林记得乃莹当时瘦瘦高高，有些苍白的脸上一对大眼睛神韵十足，性格活泼，待人真率、坦白。

安稳的生活激发了乃莹和三郎的创作欲望，乃莹继续写，三郎接着写，两人珍惜时间，生活严谨、自律，每天按时工作、按时休息，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

写作过程中，两人互相激励、支持。

9月9日，乃莹的宣告脱稿，她对于自己第一次写出如此大篇幅的作品，感到无比骄傲。

三郎最终也在10月22日脱稿。

1934年10月初，三郎、乃莹给从未谋面的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
，在信的落款三郎第一次用了“萧军”这个名字。

鲁迅先生回信表示愿意看他们的书稿，二人喜出望外，连忙将乃莹的抄稿和打包寄出。

1934年11月1日，萧军、乃莹和张梅林乘坐一艘轮船前往上海。

抵达上海安家后，他们第一件事是给鲁迅先生写信，年轻人渴望与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见面。

当时，鲁迅先生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行动非常不便。

对于陌生人的见面请求非常谨慎，对于两人要求见面，回信婉拒。

于是两人失望之余，转而想通过书信了解一些急于想知道的“问题”。

于是，在信中连珠炮般地问了一系列问题。

面对两人近乎孩子式的天真，鲁迅表现出慈父般的耐心与关爱。

鲁迅先生总在回信的信尾顺便问及“悄吟太太”，乃莹对此在信里表示“不满“。

这种孩子气的坦率让鲁迅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率真，戒备之心随之松弛。

在自然的亲近中，不忘给他们一些提醒：“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

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
两人刚到上海时，买了一袋面粉，不到半个月就快吃完了。

最后一次买纸，乃莹当掉一件旧毛衣换了七角钱。

这点钱如果买纸就不能坐车，坐车就无法买纸，好在萧军能吃苦，硬是走去走回把纸买了回来，由于皮鞋不跟脚，到家后，脚后跟鲜血淋漓，乃莹见了很是心疼。

生活没有着落，两人思忖再三，只好写信问鲁迅先生暂借20元钱应对生计。

终于在11月30日，两人应鲁迅先生邀请在内山书店见到了先生，三人去了附近的咖啡馆倾谈。

不久，海婴和许广平也来了。

许广平对于第一次见面时看到乃莹苍白的脸色和有些花白的头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军、乃莹在上海境况的实质性改变，源自随后鲁迅夫妇精心安排的一个饭局。

12月19日下午六时，在梁园豫菜馆，鲁迅夫妇借给胡风初生子做满月的名义请客吃饭，把他们介绍给上海进步的文化圈和出版界。

此后不久二萧顺利进入上海文坛。

1935年12月，乃莹的小说完成并自费印行
，书有正文210页，前有鲁迅，后有胡风。

因为曾经以“悄吟”等笔名发表过文章，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在印行新书的时候需要用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乃莹沿用了男人喜爱的“萧”作为姓，而“红”是她喜欢的颜色还有女性的表示。

“萧红”的署名也许是她想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萧军的感激，同时也是二人生活在一起的纪念。

事实上，
从此萧红、萧军这两个名字就连在一起，很多场合两人被称为“二萧”。

非常畅销，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让人们渐渐忘记了那个叫张乃莹的女人，只知道文坛崛起了一个名叫”萧红“的女作家。

那时萧红24岁。

随着两本书的流传，二萧在上海滩同时成名，文坛伉俪被传为佳话。

没有一个绝对的人物主角，但在云云乡土众生的背后暗喻了一个非人的隐秘的主人公——
与自然轮回伴生的乡土社会
。

封闭的乡土世界里，夏季的生育与冬季的棉农，春节的播种与夏季的麦收，一枯一荣、一季一换的大地成为永恒的轮回，而人在这轮回中自生自灭。

在辛苦劳作和勉强的温饱之间，群体生命和繁衍的目的被埋没，被消弭，成为轮回中的傀儡。

在这种循环中，你分不清究竟是动物般活着的人们造就了沉滞的生产方式，还是沉滞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动物般的人们，而这种循环正是我们民族中最古老、最沉重的一部分。

无怪乎有人说，写的是“一件大事，这事大极了”，大得超越了阶级意识，超过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

她写的是历史，是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性格和命运。

里对历史的思索、对国民灵魂的批判，竟然发自一个年轻女性的手笔，这引起人们的震惊。

然而，这也许并非偶然，写生死场时刚22、23岁的萧红固然还很单纯，但由特定经历形成的敏感与胆气已不会轻易屈从于人云亦云。

萧红的创作似乎与30年代左翼阵营中的大部分女作家不同，她没有像白薇以女性为表现内容，也不像丁玲转变后那样彻底放弃女性自我，她用女性的眼睛洞察着历史和乡土生活。

通过生与死的一系列意象连接而成，其中女性生育被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

生育、做母亲并不带来她们精神心理上的富足，这份
既不是她们所能选择又不是她们所能拒绝的痛苦
是无偿的、无意义的。

确实，没有比这种无偿、无奈、无意义的纯肉体的苦难、那死一般的生育更能体现乡土社会群体生命目的的匮乏了。

继之后，萧红发表的散文、小说很快克服了创作的青涩，在表达、立意上都更加圆熟，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

自从见面后，鲁迅的家就为二萧敞开。

鲁迅比较偏爱北方饭食，萧红不时带些黑面包、俄国香肠之类给他品尝。

一次，从菜馆里带来一支烧鸭的骨头架子，进门后便忙着帮许广平配黄芽菜烧汤，尔后大家在一起谈谈吃吃，十分有趣。

在许广平的记忆里，萧红最拿手的美食是包饺子和做吃烤鸭时配的两层薄薄的饽饽。

萧红去世4年后，许广平回忆她来家里做美食的情形，不禁感叹道：“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适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住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

”
萧红做的葱油饼是鲁迅念念不忘的家常美食，在生命晚期饱受疾病折磨，仍然拼命工作的先生在1936年4月3日的日记里不忘写下：“晚烈文来。

萧军、悄吟来，制葱油饼为夜餐。

”
1936年鲁迅先生身体越来越差，二萧在3月搬到北四川路底“永乐坊”住下来，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鲁迅家里。

从此，
萧红更是每晚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刮风下雨亦不间断，像一个从此找到了家的孩子
。

03为爱所伤的女人
古往今来，“只能共苦不能同甘”也许是天底下所有婚姻的困境之一。

在性格上二萧有明显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当他们面对巨大生存压力的时候被挤压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旦困厄消失，先前彼此可以容忍、忽略的缺点，便在各自心底慢慢放大开来。

某种意义上
二萧的成名，让他们提前遭遇了婚姻的瓶颈。

他们之间，在生活和事业的逐渐安定的同时，另一道裂隙——
男性和女性的裂隙
显现了。

萧军对于上海姑娘陈涓念念不忘，成名后应酬多起来，他利用在外饭局的机会轻松躲过萧红，前去看望陈涓。

虽然不久后陈涓决定离开北上，但萧红明显感觉
男人在情感上背叛了自己
。

1936年给萧红带来情感创痛的不只是陈涓，还有玛丽。

她也来到了上海，萧军的内心更不安宁了，一首首情诗从心底流出。

二萧开始了频繁的争吵。

萧红感受到男人的暴戾和作为女人的无助。

她在中写道：“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
暴虐的萧军让萧红非常失望，没有丝毫安全感，心灵被无边的失望、哀怨和郁闷笼罩，而这样的苦闷又不便向别人诉说。

萧军写作的时候，她还要振作精神帮他整理、抄写文稿。

成名后的二萧生活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生气，沟通越来越少。

正如许广平的理解，萧红虽然在文章里表现出一种男性的英武，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还是女性的柔弱本色，对待萧军也还是“感情胜过理智”。

女性的世界终究那么狭小，在上海滩即使二萧齐名，但在萧红的世界里仍只有萧军，一旦萧军对她的情感出现变故，女人便自感失去了整个世界。

然而，成名之后的萧军全然是另一番面貌，社会地位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社交范围的扩大，让他拥有一个更广阔、丰富的世界。

萧红内心的惶恐和幽怨，只有通过诗歌，吟唱给自己听：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在上海，鲁迅先生家几乎是苦闷的萧红唯一可去的地方。

但5月下旬以来，先生一直在大病中，6月5日以后连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也被迫中断。

眼见疼爱宽容、提携自己的先生一病不起，萧红心情更加沉重。

面对感情危机，二萧最终决定：萧红去日本，萧军去青岛，一年后再来上海聚合。

7月15日，鲁迅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虽然先生在发烧仍然忍着病痛叮嘱萧红一些经验。

萧红内心无比酸楚，她没有想到，这是先生和她最后一次谈话，当晚一别竟成永诀。

萧红一个人到了日本。

经过一段时间，她逐渐适应了独自生活在异国的单纯与安宁。

在日本萧红读到了萧军的短篇小说，取材于二萧在哈尔滨的一段真实经历：知识青年本要去参加武装斗争，却为了拯救一名有才华的女子放弃了为大众斗争的理想。

读罢小说，萧红意识到，在萧军看来是自己的拖累让他过上了本不想要的生活，她了解了萧军的真实所想，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更趋理性的认知。

萧红在日本的生活过得很简单，每天吃两顿饭，不怎么出门，唯一的事情是写作
。

夜里，皓月当空，银辉满窗。

她把灯关掉，默坐窗前，
享受面对自我的沉静与孤独
，对着月亮问自己：“这不就是
我的黄金时代
吗？
此刻
。

”
她陡然怀疑自己在梦中，于是用手摸摸桌布、藤椅的边缘，再看看那细细的窗棂，窗外月辉下的房屋、树木，这才切实感到自己当下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真实：在这样的异国，
自由、平静而安闲，没有经济压力，没有精神苦难，以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养活自己
。

这段平静美好的日子，让萧红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也为她日后选择避走香港、只为寻找一张安静的书桌而埋下了伏笔。

离开上海时，萧红和萧军约定，为免去鲁迅先生复信的辛苦，两人都不给先生写信。

而对于远涉重洋，曾经孩子般的萧红，先生也一直惦记着。

10月5日在给茅盾的信中念叨：“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这是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在文字里提及萧红，14天后便与世长辞。

鲁迅逝世的消息很快便在东京见报，萧红知道后无比悲痛
，在异乡找不到可以倾诉的朋友，她写信回来说：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12月中旬，
萧军再次来信催促萧红回国，说不必“逞强”待在东京了
。

萧红明确回信说还没有中途回去的意思。

事实上，萧军此次催萧红回国另有隐衷。

晚年萧军坦言
：“
萧红在日本期间，
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
我曾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

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
。

”而这‘无结果的恋爱’的对象是——萧红的好友许女士。

1937年1月9日，萧红从东京赶到横滨，搭乘游轮启程回国。

萧红结束了5个多月的一个人过的“黄金时代”，男人把她拉回了纷扰的现实中。

萧红何以会突然改变主意提前回国，可能是信里萧军说出了催促她回国的真正原因，或者她从另外的途径知道了在萧军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获悉萧军与许女士的恋情，对于萧红不啻于晴天霹雳。

虽然男人之前也曾经情感出轨，但这次她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他爱恋的对象竟然是朋友的妻子、妻子的好友。

萧军的这次出轨，事实上导致了二萧间永远都不能弥合的情感裂痕。

二人从此渐行渐远，直至最后分手。

上海已经是没有鲁迅的上海，萧军已经是爱上了别人的萧军。

她该回到哪里寻找情感的归依?又该向谁倾诉那无以言表的心痛？
虽然萧军决定结束出轨，但许女士已珠胎暗结，做了人工流产，萧军忙着照顾她，根本无暇顾忌回国后的萧红。

周围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件事，大家心照不宣，但重新回到上海的萧红还是敏锐感觉到被孤立了，当她一个人的时候涌起强烈的屈辱感。

萧红发觉身边朋友基本以萧军作为交往核心，自己似乎只是一个从属或附庸，以前有鲁迅先生的赏识，她并没有如此鲜明的感觉。

作为一个成绩斐然且历经磨难的年轻女作家，其灵魂深处的女性意识进一步苏醒。

她明显感受到来自周围男权社会的挤压，再一次体会到女性总是被无意识地忽视，即使是一个优秀的女性。

现实生活里，二萧频繁发生激烈的争吵，偶尔还发展到家庭暴力的程度
。

一次朋友们见面时萧红的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块。

以往对于萧军的情感出轨，她只是一个人自怨自艾地写作诗篇给自己看，这次她公开发表了组诗，将两人情感上的不和谐公之于众。

显然，对于萧军的这次背叛，她虽然哀怨依旧，却选择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直面姿态。

在社会生活方面，两萧相处也有明显的性别役使色彩。

问题不在于萧军是否要求了“妻性”，而在于
萧红过于清楚，自己“每天家庭主妇一样的操劳，而他却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杯酒，在背后，还和朋友们连结一起鄙薄我”。

与萧军结合六年之后，萧红竟重新感受到某种娜拉式的孤独和痛苦。

萧红想到自己和萧军是平等的，自己是独立的。

她看到报纸上有一则私立画院招生的广告，那里有寄宿的床位可供居住，
她有了逃离的想法
。

一天深夜，当萧军入睡后，她悄悄起床，
拎着箱子去到画院
。

然而，第三天，萧军的两个朋友就找到画院，
画院主持者
十分诧异地
对萧红说：“你原来有丈夫呀！那么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

”
当然，没有比这个更赤裸地彰显这个社会的男权性质了。

无话可说，她像“俘虏”一样被萧军的朋友们带了回来。

这个现象也是引人深思，按理来说，在新的、左翼文化阵营中娜拉所受的性别压迫，是不应该存在的。

但是，事实上在二萧的家庭里的确存在，而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女性解放的人们，此刻却选择视而不见，希望萧红忍耐并维持下去。

在这一意义上，萧红与萧军的冲突不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感冲突，还有
女性与主导意识形态乃至与整个社会的冲突。

萧军身上有种种他自己未必想承袭却实际承袭下来的封建男性集体记忆，
萧红所欲逃离的不只是一个萧军，而是萧军所代表的“大男子主义”加“拟英雄”的小型男性社会，以及它带给一个新女性精神上的屈辱、伤害及被无视的实际处境。

此刻的萧红，作为作家她日益成熟、创作上日益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着；而作为女人，她却日益隐忍、痛苦，日益不堪社会和朋友们规定的角色的囚禁。

一如去年心灵受伤后逃往日本，眼下她仍然想到必须离开萧军一段时间。

逃到哪里呢？想到当年在北平念书时经常往来的一些哈尔滨朋友，她想去北平访友。

萧红在北平的时候，二萧保持着书信往。

在信中，萧红向萧军彻底倾吐了心中苦痛
。

而
男人的回信
却只是生硬的教条、鼓励女人要勇敢面对苦难、克服困难。

闭口不谈这苦难的根源，也没有丝毫愧疚与歉意的表示
。

萧红那颗受伤的心需要的是一点点温柔和“安慰的话”，最好的疗愈是男人的尊重与关爱。

尊重她的存在，爱护她那敏感、纤弱的心灵，只要他能够表示一些歉意，女人的伤痛会抹平。

萧红事后曾说：我不懂，你们男人为什么那么粗暴，拿妻子做出气包，对妻子不忠实。

而萧军说：我爱的女人不是林黛玉、薛宝钗，而是王熙凤。

可以想见，要此时的萧军表达歉意几乎没有可能，素来以“强者”和英雄主义自居的萧军会怎样鄙视、摈弃或不如说逃避任何一种细腻与缠绵。

萧军可以拼却一切救萧红于水火之中——那与他自我形象一致，却不屑于为了爱情做一个保护尊重妻子个性与心灵的体贴丈夫。

在
30年代因为抗战的紧迫需要，意识形态充斥了刀枪相见的革命和斗争，歌颂坚强，鄙视软弱。

相比之下，个人的痛苦荣辱、个性的解放以及与曾向封建势力斗争的“个人”概念相关的一切，包括温柔与爱，如果不是已沦为贬义字眼，至少是不值一提。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萧军的“强者”个性特点，占有绝对的社会优势；而与萧军相反，萧红对温情与爱的需求是不受庇护的。

人们只看到“被压迫的劳苦妇女”而看不见女性内在的精神需求，萧红的内心呼唤在整个意识形态中找不到一个微小的支点，甚至，只能占一席被贬抑之地。

等到萧军在古稀之年，他作了忏悔：“如果对于萧红我引为终生遗憾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这可能深深刺伤了她，以致引起她对我深深的、难于和解的愤恨！她是应该如此的。

”这是萧军的坦荡可爱之处，只是这份忏悔来得太迟，此时，萧红已经弃世36年了。

收读萧军三封带有浓郁规训意味的长信后，萧红意识到基于各自不同的心态和立场，他们之间目前不可能达成真正的沟通。

她意识到苦难真的就只能自己独自面对，对任何人怀有企望都不现实。

5月，萧军发出催促南归的信，说他恐怕旧病复发。

萧红在内心深处，到底是深爱萧军，一旦听说他身体不好，便再也无心待在北平。

收信后启程南归。

04天真的选择？还是一个大智勇者的选择？
1937年5月中旬，萧红回到上海。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即将拉开。

时局变化给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以巨大振奋，期待不久可以打回满洲，回到阔别的故乡。

萧红听着萧军沉浸在故土和回家的想像中，她不无幽怨地想到：家再好是你的，自己毕竟是外来的“媳妇”。

萧红似乎一下子参悟到“女子无乡”的命定。

自从离开呼兰后，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没有家的人，甚至记不起是在哪天离开呼兰的。

她写道：“家乡这个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的时候，我也就心慌！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
战争的缘故，上海很多文学刊物被迫停刊，而抗战报刊却纷纷出现。

战争激发出萧红为民族抗战鼓呼的热情，“八一三”前夜，她写了，23日创作散文，、等发表在抗战报刊上。

8月13日沪战爆发，期间萧红冒着生命危险给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以巨大帮助，传为一段佳话。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许广平，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对其高度评价：“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在她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
8月，胡风在上海筹办，在杂志讨论会上
萧红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男人、同为作家的端木蕻良出场了
。

端木蕻良本名曹京平，原籍辽宁昌图，和萧红一样也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

战事吃紧，上海即将陷落，9月中旬，二萧和伤兵、难民一道，坐船抵达武汉汉口。

两人住在诗人蒋锡金在武昌的住处。

10月16日，以半月刊的形式，在武汉再次创刊。

萧军写信给端木蕻良，催其动身来武汉，一起为杂志写文章。

10月下旬，端木抵达武汉。

端木当时是西装长筒马靴的装束，西装是流行样式垫了很高的肩，大家开玩笑称之"一字平肩王”；很长的鬓角和盖住了脖子的长发。

总之他和其他人很不一样。

不久端木也搬来小金龙巷，四人相处和睦。

萧军买菜，萧红做饭，锡金通常只吃早饭。

他们常在一起开玩笑，话题涉及中外古典名著和一些文艺问题，有时也讨论时事、分析战局。

兴致高涨时唱唱歌、跳跳舞，十分热闹。

在武汉安定下来后，萧红在洗衣服、做饭空隙，开始长篇小说的写作
。

萧军开始在上连载。

萧军性情坦直，稍嫌粗暴，在萧红面前时常表现出大男子主义的霸气，也喜欢在朋友面前贬低萧红，加之时有移情别恋的事情发生，这对敏感、自尊的萧红来说是极大伤害。

此前她大多只是隐忍迁就，然而，自从端木住进来后，情形似乎发生了变化，每每与萧军争执起来，端木多数站在她的立场上。

虽然端木在体力上不及萧军，但心思却远比他细腻，能理解萧红也能欣赏她的文学天赋，也很会对其她示好。

端木的存在让萧红不再处于绝对的弱势，她感到在这个处处凸显男性霸权的社会里，终于遇到一个欣赏自己、支持自己的男人。

1937年11月
，中共山西党组织在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以培养抗日人才。

二萧、端木等人一起抵达临汾
，丁玲带领“西战团”也来到临汾。

萧红和丁玲这两位从未谋面的现代著名女作家，聚在了一起，两人一见如故，彼此留下美好记忆。

1938年2月，日军逼近临汾危在旦夕，民大总部准备撤往乡宁一带。

丁玲率“西战团”先到运城待命，而后准备去西安。

萧红、聂绀弩、艾青、端木等决定跟随西战团去运城，萧军却执意留下来和民大学生一起打游击。

在去留问题上，二萧谁也说服不了谁，经常争吵。

萧红对于长久颠沛流离的生活早已无比厌倦，眼下只想拥有一个安宁、平和的环境好好写作。

她意识到和萧军之间的情感裂隙，战乱中的分离可能意味着两人生活的终结，甚至是她不敢想像的死别。

分开的最后一个夜晚，萧红仍试着说服男人，然而
萧军执意留在临汾
，他觉得自己受过军事训练，比别人强壮。

回应萧红：“
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们再见，那时候如果我们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

”
萧红从男人话里听出了他蓄意已久想要表达的内容，想到萧军执意要分开，或许是他坚持留下来的真正动机。

沉默良久，她幽怨而坚定的回应道“好的”。

与萧军心照不宣地分手
后，在西安的日子里，萧红从最初的伤痛与失落中渐渐归于平静，越发意识到两人间存有太大的差异，分手是迟早的结局。

没有了萧军，她试图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一份纯粹属于自己，有自己独立交往的生活。

然而此时萧红
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是萧军的孩子。

既然已与萧军分手，萧红想打掉腹中的孩子，却苦于在战时西安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医院。

人们对于日渐亲密的萧红和端木议论纷纷。

此前萧军对萧红近乎完美的“英雄救美”式的拯救壮举，早已作为美谈在文人圈中广为流传。

舆论自然将端木视为不光彩的第三者，加上端木孤傲的气质和明显带有小资倾向的“洋化”做派本来就难以给人好印象。

4月初，在离开半个月后，丁玲、聂绀弩二人返回西安，令人意外的是一起回来的还有萧军。

萧军这次回来，显然对萧红存有预期
，二人在临汾的分开并未明确表示分手，留有较大的情感回旋空间。

但令萧军没有想到的是，经过对往昔共同生活的省思，以及端木的“进攻”下，萧红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意外地看到萧军，萧红心想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坦荡面对。

她来到萧军房间，萧军在洗脸，屋里还有其他人在坐聊。

萧红笑着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罢！”，这当众的宣布，整间屋子一下子格外宁静，大家一言不发。

萧军擦着头脸平静地说：“好！”。

萧红旋即离开。

二萧正式分手
和萧红端木明朗恋爱关系的消息在“西战团”迅速传开。

萧红和端木更加坦然地在一起，刚开始萧军并不理会，但没过两天，他又改变了正式分手的主意，可能考虑到萧红怀了她的孩子，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男人，希望看在孩子情分上能够和好。

但萧红离意已决，拒绝了他的想法，不给他任何沟通机会。

怨气没有纾解，萧军很是不甘，采取了新的行动。

只要萧红、端木走到哪里，他就手拎一根粗大的木棒，距离一两百步地跟着。

这让两人很不安，决计离开西安，去向主要针对萧军。

如果萧军去延安他们就回武汉，如果萧军回武汉两人就去延安。

最后他们得知萧军去延安，便决定返回武汉。

然而，阴差阳错的是，
萧军后来并没有去延安，而是准备去新疆，在途径兰州时与王德芬相识，旋即坠入爱河结婚。

和萧军劳燕分飞的西安之行，结束了萧红的一个人生阶段
。

当年萧军拯救萧红的时候，女人怀着汪恩甲的孩子；现在临到他们分手，萧红同样怀着萧军的孩子。

这是多么可怕的宿命，仿佛命运和这个女人开了一个太过残酷的玩笑。

端木认为萧红之所以被汪恩甲、萧军辜负，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男人都没有和她正式举行婚礼。

虽然家里不同意，端木还是坚持和萧红结婚。

5月下旬，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汉口大同酒家举行婚礼。

婚后，他们搬回小金龙巷，开始一段平静的家居生活。

端木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几乎什么都不过问，丢三落四，像个处处需要照看的大孩子。

萧红则把这个临时小家布置得温馨安宁，婚后少有朋友来访。

往日和萧军在一起时亲密、几乎无所不谈的朋友一个个疏远。

既然和端木生活在一起，萧红想要打掉腹中萧军的孩子。

武汉战局日益紧张，兵荒马乱中一个人逃难都无比艰难，再添个婴儿实在难以想象。

萧红无比焦虑，常一个人来胡风家，和梅志聊天。

将近端午，梅志发现自己也怀孕了，反应强烈，她和胡风同样认为眼下不是要孩子的时候，就托人找医院堕胎，萧红也跟着去了。

一问医院，手术费需要140元，两个女人被这笔巨款吓住，只好放弃。

此后
萧红意识到怀孕六个多月，没有可能做流产手术，她断了堕胎的念头，听天由命。

只是身子越来越重，行动越来越迟缓。

舒群知道她心情苦闷，曾执意劝她去延安，但萧红始终想做一名无党派人士，对于政治斗争不感兴趣。

为了这个问题，两人会有争执。

萧红不无悲哀地想到，朋友们不是因为自己与萧军分手和与端木结合而疏远，就是因为政治见解，甚至文艺观点的差异而无法相互说服，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地聊到一起。

友情的失落让萧红感到一种寂寞。

武汉战局危难，萧红端木想去重庆。

8月初，托人好不容易买到一张船票。

端木想两人一起走，萧红则认为船票太紧张，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先去重庆，人生地不熟很不方便，端木先去找好落脚之地。

田汉的夫人安娥向端木表示他们会和萧红一起去重庆，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样，
端木一个人在8月初离开武汉去了重庆。

后来，田汉夫妇的行程在组织安排下有所变化，一时不能去重庆。

日军的轰炸更加频繁，船票更加难买。

一个人住在小金龙巷的萧红，孤独而惶恐，怀着身孕独自生活，令她非常害怕
再次回到当年困在东兴顺旅馆那噩梦般的情形中。

武昌大轰炸第二天，
她打了个铺盖卷拎着小提箱，去汉口三教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找锡金。

协会里的房间都住满了，萧红要住就只能
睡在走廊楼梯口的地板上
。

因为身子沉重，行动不便，萧红总是在地铺席子上躺着。

虽然这里兵荒马乱，但有一帮朋友在身边，她似乎获得一份安宁。

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在8月6日完成一篇近八千字的短篇小说，半个月后又完成了约三千字的短篇小说。

船票终于买到了。

萧红和李声韵结伴入川，行至宜昌，李声韵病倒
，大咳血。

萧红急得手足无措，还好同船的端公爽相助，把李
送进医院
。

萧红一个人在天还没有亮的船码头，忙乱中被纵横的缆绳绊倒
。

她怀着八个月的身孕
，倒地后感到疲倦至极，
双手死死拽着随身包裹
。

倒地的刹那，她极其希望腹中的孩子，能在这一跤里摔出来——实在不愿意他来到世上。

她想挣扎着爬起来，但手脚全然不听使唤，身子太笨重了。

经过几次努力，终究不能自己站起来，萧红索性躺倒在这异乡的码头。

实在太累，一旦躺下，在这凌晨寂寥的码头，萧红内心反倒拥有一份从未有过的平静。

如此躺倒，放弃挣扎，这是上天刻意赐予的休憩，那就索性休息吧，索性仔细数数天幕上稀疏寥落的星辰，一如儿时躺在夏夜的后花园。

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轮船没有等她，早开走了
。

平躺在天地间，面对浩渺的星空，还有四野的山川、河流，萧红一下子想起很多：故乡，经年不见但无法和解的亲人，几年来坎坷的命运；生命中出现过的男人们；还有渺茫而不可知的未来……
因了这样一个如此非常的契机，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感受天地、感受时间与空间。

她感到自己无比藐小，心底弥漫着虚无、追问着生死。

她想，即便此时因小产大出血死去，亦未见得世界会因为自己的死而显得少了什么。

然而，她马上意识到就此死去，实在不甘。

“总像我和这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

”
几年后，躺在战时香港医院里，大城将倾，听着四周传来的密集枪炮声，萧红向骆宾基回忆这异乡码头的一幕，说到这里，大眼睛里噙满泪水。

过了很久以后，一个赶船的路人把无助的女人扶了起来。

脱了航班，只好在宜昌再等下一趟船。

九月中旬，萧红终于一个人拖着极其沉重的身子到了重庆。

幽怨、辛酸、和无名的愤懑难以言说，见到张梅林，她不无怨愤地说道：“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

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按照萧红在信里的到达日期，端木扑了个空，第二天在码头接到后，叫了两乘“滑竿”直接去了住处。

端木教课、编刊物非常忙碌，顾不上萧红。

产期越来越近，萧红想，端木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更不要说料理产妇，她一个人坐船到好朋友白朗家里。

小住一段时间后，在一家私人小妇产医院，
萧红顺利产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
，低额头，四方脸，酷似萧军。

产后第四天，萧红告诉白朗：孩子抽风死了。

产后虚弱需要静养的萧红回来后，与端木租住进一个“乡村建设所”的招待所，位于重庆歌乐山的云顶寺，环境清幽。

吃饭有食堂，楼下有莲花池。

蛰居歌乐山潜心创作，萧红写的几篇小说，加上在武汉完成的，结集为，1940年3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初版。

期间有一天，萧红去看梅志的时候，看到一张照片，照片里萧军和新婚妻子王德芬在黄河岸边亲密相拥而坐，二人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幸福，王德芬看上去年轻健康。

萧红反复看那张照片，沉默良久才醒过神来，放下信和照片，对梅志说：“那我走了，你跟胡风说我来过了。

”然后匆匆下楼。

后来，萧红不再常去梅志那里。

鲁迅逝世快三周年了。

3月间，萧红收到许广平来信，开始准备写作回忆鲁迅先生的系列文章。

她发现自己经常干咳，有了肺结核的明显症状，人越来越消瘦，脸色苍白，胸微凹，精神倦怠。

连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不时遭遇的郁闷心境，以及两次非正常状态的生产，毫无疑问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

加之战时重庆人口拥挤，卫生条件差，肺病、肠炎、疟疾高发。

为了不耽误写作，精力不济的萧红只好口述，请人做记录，然后自己再整理。

10月下旬，萧红将整理好的文章结集为一个小册子，取名，1940年7月由重庆妇女生活出版社初版。

这本书表现出萧红对先生细腻、独到的知解，以自己独特方式所表达对先生的深沉怀念，一经出版便风靡一时，多次再版。

1939年秋，端木和萧红搬进名叫“秉庄”的小楼，里面住的多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在朋友的眼中，这两人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窗户都用纸糊住。

端木依然是艺术家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早晨12点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家中一切全靠萧红照应，家务十分沉重。

有一次，端木动手打了上门兴师问罪的隔壁泼妇保姆，结果对方大哭大闹，场面不可收拾，自己关门了之，萧红心力交瘁地忙着善后。

这件事沦为笑谈，让周围的朋友很为萧红打抱不平。

武汉沦陷后，重庆随即变成了前线，日军大量轰炸。

萧红实在受不了担惊受怕的日子，与端木商量离开重庆
，另寻安身之处以便安心写作。

她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写出好作品才是对抗战的最大支持，其他都不重要。

当时，两人犹豫目的地是选择桂林还是香港。

萧红担心桂林会一如武汉、重庆，奔波到那里待不了多久，身体实在吃不消。

1940年1月14日，两人托朋友
购买去香港的机票
，当晚便被告知17日有两张机票。

没想到这么快买到机票，他们匆匆收拾了东西离开。

随端木南下，这一选择在几年后，萧红以生命为代价穷尽了最后的可能性。

萧红的悲剧沿着她每一个转折、抉择而走向深入。

她的前景是分岔的，广阔的抗日战争的天地固然宽阔，但女性的天空却是狭窄的。

革命护卫进步作家，但不护卫女性。

抗战爆发后不久，萧红发现自己必须在主导文化阵营与女性自我之间作出抉择。

选择前者是安全、稳妥的，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只需要顺从；选择后者则意味着孤军奋战，冒险而未知。

萧红选择了后者。

今天来看，“这是一个天真的选择，又是一个大智勇者的选择。

说是天真，萧红放弃萧军而跟从端木，放弃粗暴者而选择怯懦者，或许是不无幻想的。

另一方面，萧红借端木离开主导文化阵营，是一种对女性自由可能性的探索。

显然，她是在拒绝在新阵营内继续扮演与旧时代女性无二的角色，是在否决文化群内部的封建性及其对一个求解放的女性的冷漠与排斥。

这里有的是一份敢于怀疑多数人的决定，敢于怀疑权威意识形态，敢于坚持自己选择的智勇
。

”
05绝唱、倾城与伤逝
1940年1月17日，
萧红和端木抵达香港
。

不久搬到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2楼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房，两人很快投入到各自的写作中。

两年的婚姻生活，经过武汉的遭际、孩子的生产、乱世的奔波种种，萧红对端木的“不可依靠”已经有了切身体悟。

她的内心更成熟了，承认并接受了这铁板一块的社会中女性必然面对的内心孤独的现实。

这一份平静、坦然让她知道最重要的是——写作并且活下去，而爱情或者与谁在一起，离不离开端木，已经不重要了。

4月，萧红完成短篇小说。

安宁的环境、寂寞的心境，身处异乡的她，字里行间布满难掩的乡愁。

自开始，萧红便开始了漫长而凄美的精神返乡之旅，书写下一生中最为动人的文字。

她太想不断地写下去，可是写不了几天，就病一段时间。

南方的湿热不利于萧红的肺病，也不利于端木的风湿，此前两人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萧红内心的寂寞，还在于昔日好友的流言。

萧红一生中不时作出一些旁人看来有些费解的选择，比如朋友们始终不能认同她离开萧军后选择与端木结婚。

而这次对于她和端木选择去香港，朋友间也是议论纷纷。

对于他们走的这么匆忙，究竟为什么？“谜样的香港飞行”，谈起他们，朋友们不禁有一连串的追问和想像。

有人觉得二人此举大有在抗战中退缩，为了一己走避苦难的意味，近乎一种政治立场的选择。

1940年9月，萧红完成了第一部，次年1月初版。

她以自己几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作为线索，塑造出马伯乐这样一个抗战时期的经典男性形象，战争放大了他们的虚伪。

这是一部迥异于萧红原有创作风格的杰作，在小说里发挥出令人赞叹的冷幽默才能。

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不再参加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写作。

这部长篇小说早在她住在武汉小金龙巷时已经开始，重庆完成了一部分。

1940年9月1日开始的4个月，萧红沉浸在对故土和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与想像之中，边写边连载。

1940年底，萧红终于完成了一生的巅峰之作。

12月20日完稿，27日连载完毕。

今天看来，无疑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
。

2000年被香港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之九，前八名分别是：、、、、、、、。

萧红并不仅仅属于她所在的时代，她的创作里蕴含了人类普适性的价值和情感取向。

萧红对国民灵魂的观察与时期有了相当的变化。

表现出的国民灵魂的麻木不仅仅由于“动物性”，而是无意识杀人团式的群体，扼杀一切不肯依附的东西。

人不仅是自然和一切主子的奴隶，作为奴隶，他首先是一切主子的效仿者，是一切主子信条的执行者，比一切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旦被置于文化的主体角色，置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便立即会成为残忍的暴君和奴役者。

正如钱理群指出，时期的萧红以自己年轻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
以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视历史，之后，终于同鲁迅站在了同一地平线，达到了同一种对历史、对文明、对国民灵魂的大彻悟
。

如果这一份思考使
五四时代的鲁迅发出了清算历史的呐喊，那么40年代，在战争炮火中颠沛流离的萧红则透过这一份彻悟获得了某种沉静。

“个人算什么，死又算什么？”这正是彻悟之人对自身遭际的超然从容
。

在历史的命运之前，无须呐喊，无从呐喊，呐喊了也无人倾听；无须感伤，无可感伤，
代替呐喊和感伤而升起的是一种平静、坦然和一份巨大的悲悯。

悲悯这样一种不可更改的历史中那些曾经挣扎、还在挣扎的人们；悲悯那慈祥童心不泯的老祖父和填补他晚年寂寞的小孙女；悲悯距离死亡仅仅两年的萧红自己。

萧红这像自传又不是自传的作品，她寂寞又充满温情地回忆和述说着。

这便是为什么有那样夺人心魄的美——那种如风土画、如诗如谣的叙事风格。

萧红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此她形成对中国女性的全新观感。

后来，她在中激情写道：“一种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的中国女性正在炽热的战争铁砧上锻炼成型。

一个这样的女人曾和我在霍尔主教乡间住宅共同生活过一个时期。

她的名字叫萧红，她的命运有典型意义
。

”
抗战爆发后，萧红的精神生活面临双重危难：民族生存的危难和女性——个人生存的危难，两重危难交织互叠。

作为女性，作为男人从属物的处境，她比男性友人更加直接地承受着封建历史依然故我的滞重。

她的敌人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统治阶级，还有人们头脑中和生活习性中的旧观念等历史沉积物。

但是这一份唯有自由女性才会感受到的滞重痛苦以及对历史的观察，在当时的环境下注定没有位置。

处于民族存亡关头的群体需要的不是怀疑的审视和思考，而仅是信念和意志。

在悲壮的大时代里，萧红的思想是孤独的
，以个人的孤独承受着历史的滞重、承受着民族理性的孤独。

从这个角度为理解萧红后半期的创作提供了一条线索，她后半期的重要作品充满了早期作品没有的坚忍、含蓄、冷静和郁闷。

正如不少学者发现的，苦难——这个贯穿萧红所有作品的主题已经从肉体的、生态的外放疼痛转化为精神不可外放的苦闷。

她在抗战高潮初起时写了这样爱国主义和抗日主题的作品，后来不再选择这类题材，而把笔矛伸向抗日时代激流表层下、在历史里凝滞迟缓的潜流。

时期的萧红，女性思想已然成熟，但她没有像抗战时期其他女作家那样去写女性，写自己。

而
选择写了那一段历史的本身，这历史淹没了女性、个人的生存，注定了女性、个人的命运的一切故事。

这是萧红与同时代女作家及男作家的根本不同。

1941年7月1日，第2期刊载了萧红的短篇小说，它是萧红继之后又一杰作。

在里，个性倔强好胜的萧红毫无保留地显示出其灵魂深处无限柔情、脆弱的一面。

连年战争，无边流亡，苦难经历，还有人生阅历的丰富，让此前那个任性的孩子已然成熟，内心深处与此前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家族彻底和解，才能写出如此温情弥漫的文字。

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萧红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生中最为成熟的巅峰之作。

在她不到十年的创作历程中，这段时间可说是她人生中最为华美的篇章。

7月间，萧红的病越发沉重，常失眠、咳嗽加剧。

玛丽医院对严重咳嗽，确诊是肺结核，不过患处已经钙化，病情并不算严重。

但医生主张彻底治疗，用新式疗法”打空气针“。

萧红对这个疗法非常不适应，此前虽觉有病但走动如常人、还能写作，打了空气针后彻底病倒，只能卧床，非住院不可，且全身各处病灶都显露了出来。

医院对于肺结核病人，没有有效的药物，只能靠呼吸新鲜空气，安静卧养。

萧红觉得很浪费时间，两次短期出院。

12月8日，香港九龙上空警报大作，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也空袭港九地区
。

8点多，陪伴在萧红身边的端木接到青年作家骆宾基辞行电话。

端木
正好需要一个帮手，
请骆宾基暂时不要走，留下帮忙照顾萧红。

骆宾基爽快答应了。

骆宾基是萧红弟弟张秀珂的朋友，萧红也感到很安慰，像是等待弟弟的到来。

9日清晨，在日军的进攻下香港危在旦夕。

周恩来致电廖承志，具体部署讲滞港文化界和民主人士的营救方案，端木、萧红都在营救之列。

据骆宾基的，
9日，端木在思豪酒店将萧红安顿好，不久便离开了，只留下骆宾基照顾萧红
。

萧红陷于回忆之中，想起萧军的好。

在炮火连天里，靠在男人孔武有力的肩头，或许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安宁和幸福。

他不会让她担心是否会不负责任地离弃。

萧红无法从端木身上获得安全感，不得不以一种夫妻之间似乎本不该有的心态揣度他到底干什么去了。

端木的胆小、怯懦、孩子气，几乎是每个与之接触的人都有的印象。

一天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准备和别人一起突围，从今天起就不来了，已经对我说过告别的话
。

我要回家，我要回到呼兰，你要送我到上海，把我送到许广平先生那里，就已经给了我极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你的。

有一天，我定会健健康康地走出房间，我还有第二部要写……”
12月18日夜，日军和守土英国军队隔海激烈开炮。

整个思豪酒店已经没有多少人，人们大多躲进了地下室，萧红和骆宾基仍然待在5楼的房间里。

四近炮弹的巨大轰炸声，让萧红意识到，
个人生命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在隆隆炮声中她内心反倒生出一份坦然和安宁
。

整个楼层几乎只有她和骆宾基两人，
炮声间歇是一种带有宗教感的静穆与宁静。

生与死近在咫尺，萧红向骆宾基口述一篇小说腹稿，那仍是故乡的故事。

倾诉和倾听让二人如同置身现实战争之外。

每有炮弹落下，萧红便暂停讲述，睁大眼睛凝视天花板。

故事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讲着，萧红为骆宾基倾听时着迷的神色而无比宽慰。

故事终究没有讲完，一颗炮弹落在酒店六楼，两人”起避底楼“，之后，萧红停止了故事的讲述。

这个未竟的故事，骆宾基后来写成了小说，1943年1月在第1卷第3期发表，署名：萧红遗述，骆宾基撰。

圣诞节下午，港督竖起白旗投降，香港沦陷。

两年后，张爱玲在上海以香港的倾覆为背景，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爱情故事，一经发表立时红遍上海滩。

香港倾覆的时候，张爱玲只是香港大学的一个学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传奇女作家就这样在倾覆的香港擦肩而过。

28日，日军宣布正式接管香港。

萧红病情不断恶化，喉头肿大，呼吸困难。

端木打听到全港最好的私立医院养和医院开门接纳病人。

1942年1月12日，萧红住进养和医院。

会诊结果是由于气管结瘤引起呼吸不畅，必须立即手术摘除结瘤，否则会有封喉危险。

端木不同意手术，迟迟不肯签字。

萧红听医生的，以为一旦手术可以迅速解除病情，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随即被送进手术室。

等骆宾基赶到医院，手术已经结束。

开刀后并没有发现肿瘤，显然属于医生的误诊。

后续养和医院表示束手无策，端木开始为萧红联系转院。

1月18日，将萧红转到玛丽医院，下午2点，医生给萧红安装了喉口呼吸铜管，她已经不能说话。

19日晚上，萧红问骆宾基要了纸笔，写下：“我将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稍停片刻，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怔怔片刻，掷笔微笑。

21日早晨，萧红可以说话了，和端木、骆宾基交谈了一会，脸色红润胃口较好，吃了半个牛肉罐头。

骆宾基见萧红状况有巨大好转，心里轻松不少，回九龙取自己的手稿。

但是令骆宾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走后，日军突然闯入接管玛丽医院，病人一律赶出。

萧红被转至一家法国医院，后这家医院再被日军接管，萧红被送到法国医院在圣士提反教会女校设立的临时救护站。

1942年1月22日
清晨6点，萧红陷于深度昏迷；上午11点，
萧红去世，享年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