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婆”严格说应该是我的外婆。

她是一个典型的苏南妇女。

齐到耳梢的头发，小而明亮的眼睛，嘴角一年到头几乎都是上扬的，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

她的脸上虽然布满皱纹，但却依稀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

人虽然瘦了些，但看起来还十分精神，中等个头儿，腰板儿直直的，眼不花耳不聋，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好婆”做事不急不慢，井然有序。

她十分爱干净，不仅将家里的卫生弄的窗明几净，而且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

尽管那时没有什么好衣服，也没有新衣服，但是洗的清爽，叠的整齐。

刚洗晒的衣服，无论是内衣还是外衣，她都要叠好归置好，隔一段时间再穿。

我一直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当我插队时，别的室友看我这么做十分奇怪。

因为在农村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又大，男女知青都是自己洗衣服，在外面拉根绳子晾晒，需要穿时直接上身，暂时不穿就一直挂在那里。

我总是受到他们的嘲笑，被视为没有改造好。

永远是一口纯正的吴侬软语，嗲声嗲气，“好婆”的乡音一直没有变,不会说普通话，居住在南京三十多年，也没有学会南京话。

这不仅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苏州人，家里面交流永远是苏州话，而且我们邻居几乎都是苏州人，他们也是用苏州话交流。

吴侬软语在我上小学前，几乎是我接触的唯一方言，也是我的童子功。

我的小学在老城南，同学们大都是住在甘家大院、评事街、马巷一带。

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长大，能听懂苏州方言，基本上不怎么会说。

不知为什么，我讨厌老城南话的粗鄙，也不喜欢苏州话的软弱。

我是强烈地抵制说苏州话，因为在学校里与大院里我流露出的苏州口音总是被人嘲笑，我不能在普通话、苏州话之间流畅转换，南京话我也不会说。

上学后，为了克服儿时留下的痕迹，我所以不得不刻苦学习汉语拼音，坚持反复读课文，背课文，练习普通话，但我的语音语调中还是夹杂着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苏州话与南京话。

“好婆”外出买菜买米打酱油，都是用苏州话交流，比较吃力，等我们长得略大一点后，这些就是我们姐弟的任务了。

我的所有苏州人的特性几乎都是来自“好婆”。

我的父母都是苏州人，所以，我的籍贯是苏州；但是，我生在南京，长在南京，几乎没有在苏州生活过生活经验，饮食口味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标准的苏州方式。

我在上山下乡之前，没有在食堂吃过饭，也没有在别人家吃过饭，都是外婆做给我吃，潜移默化地习惯苏州人的生活方式。

在插队后的很长时间里逐步才习惯于别人一同吃饭。

“好婆”是一个漏网的地主。

她出生在光绪33年，1907年，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中过举人，家里比较开明，她幼时上过几天私塾，识一些常用的字，可以阅读一般的家书，报纸的大标题，但没有到能写熟练地一份家信的水平。

当她长到需要裹小脚时，因疼痛难忍竭力反抗，寻死觅活。

当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一时民风有所变化，她的父亲因溺爱只好作罢。

这个场景有点像中百灵以死抗争拒绝裹小脚，不过没有那么激烈。

所以，“好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脚，也不是开放天足，走起路来有点慢。

这也导致她一直没有嫁出去，既没有旧派认同的小脚，又不是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所以在昆山陈暮镇上成为老姑娘，后来给人做了填房。

我外公在家族中是最小的一个，比同父异母的兄长叶楚仓的儿子叶楠大不了几岁，不仅才学远不及兄长，办事能力就像相差更远了。

叶楚伧是辛亥革命元老，参加过中国同盟会，也是南社的创始人。

1929年后，叶楚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秘书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我外公只是他一个打杂的小跟班。

叶楚伧去世后，外公在上海无力生存下去，变卖了所有产业偿还了债务，1948年将叶楚伧的灵柩运回苏州灵岩山麓安葬，该墓后毁于文革。

以后，外公就留在老家昆山周庄，置了40亩水田，盖了三进八间砖瓦房。

安顿好不久，不久，外公因事业不顺，家道中落，郁郁寡欢，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遵循亡夫的意愿，“好婆”卖调了全部田产，一部分做嫁妆将大女儿许配给了邻村地主的儿子，一部分作为支持小女儿上学的费用；她自己只留一进二间自住，其余出租以维持自己的日常开销。

小女儿就是我的母亲。

解放初期，我母亲学校毕业后参加革命，去了无锡，认识了在苏南区党委工作的我父亲。

五十年代初，他们在无锡结婚，“好婆”独自一人在周庄生活。

不久，苏南行署与苏北行署与南京市-新中国第一个被撤销的直辖市，合并组建后江苏省，父亲调入江苏省商业厅工作，母亲被安排在南京市商业局工作。

我母亲在生了我姐姐之后一年，又怀孕了，当时我的爷爷奶奶已经相继去世，实在忙不过来，就力邀“好婆”来南京照顾我妈和两个孩子。

“好婆”在我出生前几个月移居南京，到1988年11月27日去世，就一直在南京生活。

“好婆”是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我，才从昆山周庄移居南京，原准备我上幼儿园就回去，后来因出身问题，在周庄算是小有钱人，但在南京却是党员干部的家属，可以得到一点庇护，也不在专政、改造对象之列。

所以，就一直“隐居”在南京三十二年，直到去世。

“好婆”从周庄老家带来很多以前定制的餐具，碗、盘、蝶、汤匙，上面都刻有仕女图案，落款处是我外公的印章，像一部绣像。

“文革”初期，“好婆”怕被抄家发现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全部都打碎了，每天晚上将部分碎片乘夜深人静扔进宿舍大院的化粪池里，前后大约一个月。

每天还不能扔得太多，以免浮出被人发现。

“好婆”在周庄的房产也在文革中莫名其妙的被同族亲戚霸占。

原本我外公去世后产权归我外婆，她手中有房契。

“好婆”在解放前已经出售完了40亩水田，只剩下房子三进八间的房产，成功逃脱了划为地主的命运，定成分是小业主，这或许是一件幸事。

“好婆”来南京后，我的姨妈借自己丈夫去世的机会，离开夫家所在的生产队搬回娘家，也摆脱了地主身份。

大姨搬进来之后，因为在镇上没有工作，基本上是靠变卖老房子里的家具或门窗木头与砖瓦过日子。

“文革”后，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乡下插队，一个进了镇上的企业，基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在清理文革抄家归还房产的运动中，外公同族的兄弟不知怎么知道“好婆”已经遗失了当年购房的房契。

“好婆”来南京时没有带走房契，以为给继女住，也没有签合同，也不需要看房契，也不知房契何时找不到了。

“文革”中，外公同族的兄弟说当时三进八间房子是几个兄弟合买的，我外公出资购买了一进两间，其余是他们出资购买的。

考虑到他们一直在上海经商，就让“好婆”居住。

解放后，上海的店铺被公私合营，当时不敢说老家周庄还有房产；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又想有机会要回房产，将其卖掉，贴补家用。

“文革”后期，“好婆”也不敢回来捍卫房产，怕被划为管制对象，所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房子就这么被人“确权”拿走了，只得到了一份民事判决书，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由于缸上的图案是几条龙，文革中被人误以为是“虎踞龙盘”，所以逃脱了被砸的厄运。

这两口缸是外婆留给我的唯一东西。

我是早产儿，出生以后一直体弱多病，营养不良。

我妈妈几乎没有多少奶水，当年也订不到牛奶，几乎就是靠“好婆”烧饭时多加一点水，烧开后取出一些米汤补充营养，以至于我一直都喜欢喝米汤。

我在幼年时，气管炎比较严重，总是咳嗽不止，不过没有到哮喘的地步。

一二岁时每天都要到医院去打针止咳。

当时，我们家住在健康路口的一所公寓里，无论刮风下雨、炎阳似火，都由“好婆”抱着去商业职工医院，我稍大一点后时，“好婆”牵住我走去。

那时公交很不发达，也没有出租；有马车与三轮车，应该比较贵，她舍不得。

这个过程，直到上幼儿园，才逐渐转好。

上小学后，我是自己上学、放学。

只有在放学时遇到大雨，“好婆”才会到学校给我送伞。

不记得我的父母曾经出席过家长会，应该都是“好婆”出席。

老师的表扬与提醒的话，“好婆”都会强行记在脑子里，经常会反复念叨。

小学三年级时，我做算术作业，省略了一些步骤，被老师勒令重做，我当场拒绝了。

年轻气盛的老师直接把我驱逐出教室。

我不敢提前回家，只好在在外面流浪。

走到出府西街向南，路过大板巷，来到升州路上，在一个收废品的店里，一边看摊如何经营，一边捡出收来的旧书翻看。

后来还是“好婆”发现我放学迟迟没有回家，到学校找我才知道被老师赶出校园，最后在马路上找到我，把我领回家。

中学的时候，有次被学长、青年教师拉去写一个材料，从下午忙到夜里。

也是“好婆”到学校找我，在口子楼的青年教师宿舍里找到我。

那个青年老师叫朱心，当时是我们十中的团委书记，后来做过南京团市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办公室主任。

80年代末，我住天津新村，经常在省委大院后面的马鞍山院子里看到他上下班。

“好婆”很关注我的学业。

我的父母比一般人的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差很多，他们几乎不关心我的学业，尽管会原则性提要求，从未给予实际性的关心与帮助。

“好婆”虽然不辅导功课，也不督促作业，但是每到期末拿到成绩单都会仔细研究一番，看一看比上学期是进步了，进步多少，还是退步了。

主要做纵向比较，当然无法做横向比较。

她还十分重视我得到的每一份奖状，以及作业本与试卷，她不能做出分析。

每当学期结束，我每份成绩报告单与奖状，都是“好婆”帮我收好。

直到她去世，在整理她的遗物，我才全部汇集起来。

这些文档资料一直保留到1994年晋升教授为止，二十多年来，我的学业资料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由此也培养了我的资料档案意识。

“好婆”十分重男轻女，这当然是他们那个时代旧式妇女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殊原因。

她一生没有生育过，嫁到叶家时是两个继女的后妈，不久丈夫就去世了。

大女儿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孩；二女儿，也就是我妈，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那个儿子就是我，是叶家唯一的男丁，正好我随母姓，这样我就成为她夫家正宗的传人。

所以，“好婆”对我十分溺爱。

什么好吃的都会留给我，也不怎么让我做家务，一心让我好好读书，希望能光耀门楣、传宗接代。

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有次，3-4岁的内侄来我家，“好婆”对他无比的热情，拿出很多好吃的给，他不仅吃得杯盘狼藉，而且不停地上厕所，忙得不可开交。

“好婆”乐此不疲。

她喜欢“男小囡“溢于言表，我们都感到吃惊。

“好婆”希望我们赶快也生个”男小囡“，她来帮我们带。

我婴儿时代的很多小衣服与包被都由我外婆精心保管留作备用，她认为我用过的东西比新买的好，舒适，柔软。

在我妻子怀孕后，尽管很多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是个女孩，外婆坚定地认为一定是个男孩。

我也坚定地认为一定是男孩，有点“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味道，我们大队的知青，无论男女，基本都是生的男孩。

可是，悲催的是，“好婆”没有等到我儿子的出生，在他出生的前一个月，终于没有挺过病魔，含恨而去，享年81岁。

我的高考是在千辛万苦从农村招工上调后完成就业之后进行的。

我进入的是冶金部所属的一个地质研究所，事业单位。

自从插队以来，一切重要的决策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的父母通常不过问，我也不会主动汇报。

我参加高考他们都不知道，我也探过口气，他们不赞同再去折腾，希望我安安稳稳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

我的复习迎考是在“地下隐蔽”秘密条件下进行的，既要瞒着单位领导，又要避开我的父母。

在高考前几天，“好婆”观察到我的反常，忍不住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我要参加高考，但不要告诉我的父母。

如果考不上会被他们讥讽我不知天高地厚。

“好婆”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持与鼓励我，当然她不会去送考，也没有能力辅导与指点，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

在我参加高那天，“好婆”特地为我准备了一块发糕与几粒粽子糖，作为我高考两天中午的干粮，就着冰冷的自来水充饥，在寒冷的初冬里，抓紧时间晒一会太阳取暖休息一会，精神饱满地投入下午的考试。

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好婆”才解读了为我准备干粮的深明大义：发糕加上粽子糖，预祝高考中第，金榜题名。

我的父母在别同事的孩子落榜之后，才来问我有没有参加高考，我告诉他们，没有考上我心仪的复旦大学物理系，不知为什么被没有填写志愿的南京航空学院无线电工程系录取了。

我父母还为我放弃事业编制的工资，舍弃了即将有可能分配到的住房感到惋惜，也为军工院校大学毕业有可能分配到三线工厂感到担忧。

当年，有甚多类似我这样有正式工作，有编制，福利待遇好，但不能带工资上大学，特别是比较好的单位的人及其家长都放弃了高考，而不是在农村及其家长们，高考时为了跳农门。

“好婆”是唯一支持我考大学的亲人。

以至于我后来养育儿子时，也是这么自然娴熟地使用这种方式。

这样当然很好地培养了良好的习惯，遵守规则与规矩，但也束缚了自由发展。

苏南人的保守，瞻前顾后，不冲动，不激进，客观上避免了很多失误。

我与我儿子的童年，几乎没有摔伤过，也没有什么冒险，说好一点就是安全意识比较强，说差一点就是敢闯的精神严重缺乏。

我上山下乡时，“好婆”以她自己仅有的农村生活经验，一再叮咛我注意防止掉进水里，以为我在江北丘陵地带也是沟壑纵横，外出都要划船，不知道我们那里水域很少，主要农活是上山划柴，摘棉花，坡地种西瓜、种山芋与花生。

我们家好像只有她为我的农村生活担惊受怕。

下水田插秧时，外婆告诫我的防备蚂蟥偷袭，以及被咬伤后的急救处理，我实际都用上了。

她的生活经验还是派上用处。

苏州人的节俭，包括精打细算，谨慎购物，经常被北方人指责为小气，抠门，也是“好婆”“遗传”给我的，成为我渗透到骨子里的东西。

我外出吃饭，总是将剩余的食物打包带回来，无论是我付钱还是别人付钱，也无论我的经济收入处于何种水平。

外出住酒店，无论公费还是自费，也是主要是住快捷酒店，基本不去星级酒店。

1976年的盛夏，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所剩无几，有人被招工上调返回城里，有人为躲避地震而逃离农村，只有我和我的学妹还坚持在生产第一线。

为了节省能源，资源共享，我们两人“搭伙”——每人负责烧一天饭，轮流在各自家开伙。

作为“苏州人”的我，被迫吃她加了很多辣椒的蔬菜，当然她也勉强咽下比较甜的菜肴。

最悲剧的是，我们经常怕对方不够吃，因为强劳动后饭量会增加，故而烧的饭多了一点，往往剩余的饭不久就馊了。

如果不太多，我们就给农民去喂猪。

有一次剩余的饭饭比较多，我们都觉得太浪费了，实在不忍心扔掉。

学妹急中生智采用在馊饭里加几块烧碱，放油锅里再炒一下，美其名曰“酸加碱生成盐和水”，搜饭终于成为次日的佳瑶了。

当别人津津乐道，而我们则含泪咀嚼“那些年我们一起吞咽的馊饭”。

我对民国的天然亲切感完全来自“好婆”。

我虽然出生于一个中共干部的家庭，革命传统教育也是无处不在的。

可是，我对民国的亲切感一直都很好，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才发现，读有关民国的东西，我都有似成相识的感觉，主要是小时候“好婆”潜移默化的熏陶。

她比较认同民国时期的求职规范：写一首好字，作一篇好文章。

从小“好婆”对我写字很是关注，很是讲究，写好了赞不绝口，写差了，立即修改订正。

所以，我在上学之前，字写得十分工整。

上大学后，课堂记录要求快，字才潦草起来。

用电脑后，几乎很少写了。

能写一篇好文章，是在“好婆”不断地敦促下逐步训练出来的。

她经常看我的作文，会称赞写得好的，批评写的不好，但从不要求我修改哪里。

估计是她也不至如何改，留给我自己修改。

就是在这样的敦促下，我的议论作文一直在进步，到中学后就成为学校写作组的学生成员，在学校办的大字报专栏上有过多篇议论文章与调查报告。

现在还能记得的在大字报栏登出的有两篇，一篇是关于读书学习的文章，经过校教务处周老师的精心修改，还刊登在油印的校刊上，后来做为鼓楼区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题发言报告，以后还在几个中学做过汇报。

另一篇是一个调查报告，关于曙光机械厂改造冲天炉的事迹。

曙光机械厂是进驻我们中学的工宣队单位，也是我们中学学工的主要基地。

我和几个同学经过十多天的采访，最后由我执笔完成。

几十年后工科转向文科，并有一口饭吃，全靠这点“童子功”。

我的“反骨”似乎也是“好婆”培育的。

文革中我们大家都读过小说，我们这些儿童对周扒皮的刻薄叼钻气愤不已。

此外，绝大多数地主通常还比较热衷于办学校、建祠堂等社会公益事业。

这原本是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但我以为我她是瞎说，抗拒接受。

插队后，在生产劳动中，与地主有一定的交往，并从他的佃农口中了解了当年的实际情况，才正视这个问题，开始慢慢接受了“好婆”的观点。

以后在学术上认真研究，终于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直到读到了，从白嘉轩这个地主形象，才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阶层-地主或也可以称为为乡绅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在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家里有两论与九评的单行本，那时我的年纪比较小，基本看不懂。

但是觉得奇怪，昨天还在歌颂苏联老大哥，今天怎么就变成修正主义？
“好婆”坚持说苏俄一直对我们有企图，主要指的是苏俄支持中国革命，包括支持国民党北伐都是出于私利，抗战也是苏俄鼓动东北抗联，拖住日本不让他北进。

“好婆”的这些看法明显受国民党右派的立场的影响很大，也为我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历史提供了思路。

当时，我几乎是将信将疑。

几十年后在读到沈志华等人的学术研究才逐步得到验证这些质疑。

正是这些“反骨”的培育，所以，我以后被封建余孽腐蚀拉拢埋下了伏笔。

“好婆”，既不是前清遗老，也不是民国闺秀；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有谨言策动的文字；“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只是大时代中的一个普通平凡的家庭妇女。

早年插过队，当过工人，工程师，上过大学，读过研究生。

1986年以后一直在东南大学任教。

2004年调入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任教授，从事科学教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现为东南大学科技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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