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eke正在冲浪,一个贴子突然进入我的视野:楼主发现室友在冰箱里冻了hpv的药大惊失色,想退租但平台又不给退,于是跑来豆瓣着急地询问大家意见,想要“摆脱”ta的室友。我忍不住想到现在的室友们如果知道了我的疾病史,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反应。那个时候在映,看完感叹女性角色“老三样”的同时,也在幻想什么时候人们能对性病患者有正确的认识——在“歧视”和“被拯救”二元观念之外的认识。

某年秋天,我从医生口里听到“尖锐湿疣”四个大字时只觉天旋地转——是的,彼时我也对hpv也一无所知,而对三甲男医生的权威话语深信不疑:“治疗有两种方式,冷冻和激光便宜但不能根除;另一种效果很好但特别贵。不过,我认识一个在外面开诊所的医生有一种药,你去照着这个名片找他,这个药很不错。”他暗示着意味着还是学生的我无力担负起真正有效的治疗方式。

尽管有自主查阅资料的能力,但想着三甲医院的医生怎么也不会乱说话,我瞬间感到有点崩溃,好像飘着走出了医院大门,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宿舍。想要找人倾诉,但骨子里的自卑又担心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会想多。好在最好的朋友之一是医学生,我犹豫再三还是和她通了电话。

想不到无良医生纯纯是为了捞钱才把尖锐湿疣描述的那么恐怖,在朋友痛骂一顿医生和耐心科普后我稍稍平复了一些,并且自己查到AMA的科普,看到“约80%的性行为活跃的未接种疫苗的男性和女性都会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感染这种病毒”,我开始相信只要慢慢治疗,应该可以康复。

虽然鼓足了勇气,但感染的感觉并不好受,瘙痒和异味让我非常烦躁,我开始强迫性地检查V道状况,害怕情况变坏。那些菜花形状的东西让我感到恶心,我熟悉的V道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像一个不受控制的野蛮怪物,朝着未知的方向侵蚀我的身体和生活。

因为太想治好,我立马又去了一家以治疗性病为名的更专业的医院。温和的女医生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完全不用担心,年轻人一般会好得很快。我马上选择了最近一场的冷冻手术,急切地期待着那天的到来。

医院位置比较偏,当天手术室里已经有人轮着进行了手术,里面不时传来的号叫更让我紧张——我知道至少我选择的手术是不打麻药的。我握了握身旁朋友的手,咽了咽口水,好像等待手术的煎熬已经开始算作手术痛苦的一部分了。门缓缓打开,一位男性面色苍白地扶着腰一瘸一拐走出,“嘶”的吸气声伴和他的脚步一起上上下下。我瞥了眼他带着灰尘的裤子和褶皱的皮肤,快步走进手术室。

房间不大,医生的熟练程度意味着这种手术只是流水线式的小操作。但突如其来的疼痛还是让我难以忍受。仪器只是放在V道上启动就好像一把钝刀用尽全力向下钻去,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张撕裂边缘的薄膜。上牙和下牙在漫长的手术过程中已经被我咬得快要焊接在一起,幸好人类牙齿够硬,不然早就碎了。

终于捱到结束,我也面色苍白地扶着腰一瘸一拐走出,只是连喊疼的欲望都没有,唯一想的是把手搭在朋友的肩膀上。一股巨大的不确定性被这次的疼痛加深了——我还要受多少次这种罪,什么时候会好呢?

谢天谢地,在那之后同样的治疗只进行了几次,如那位令人感到安心的医生所说,我好得很快。而我之所以对开头的那个贴子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的我遇到了类似的事件——我放在公用区的药被发现了,但一万分的运气让我遇到了一个理解我的室友,她也有hpv感染经历。她和我有过同样的焦虑、烦躁,以及面对未卜结果的恐慌。如果不是她的情感支持,换成上文楼主那样的避之不及,想必本就敏感的和有强迫症状的我,会经历一段更难的时光。